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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0年我国电信业发展环境

发布时间:2021-01-22 04:57:14 阅读: 来源:酸洗铁红厂家

2006~2010年是我国“十一五”规划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在“十一五”规划期间,我国电信业发展面临新的发展环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通信业要继续发挥支撑和保障作用

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2006年上半年GDP增长达10.9%。电信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必须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服务,为社会和谐发展服务,为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服务。在这方面,电信业肩负支撑和保障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十一五”期间,国家将继续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国家信息化、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产业,电信服务业在“十一五”期间将进一步推进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教育和电子医疗的普及,促进企业信息化、社区信息化和家庭信息化的发展,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向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集约型方式转变。

(2)强调可持续发展和创新

“十一五”期间,我国电信业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强调逐步走向以人为本、科学、持续、协调地发展,电信产业的协调发展问题在未来几年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根据科学发展观,国民经济以及产业部门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建立在拼资源、拼资金和拼价格的粗放发展模式上,需要合理利用资源、促进市场有效竞争,从而实现消费者、投资者、企业、行业多方共赢。

在全球的整体比较上,尽管我国已经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电话网络和电话用户数量,但是必须清楚如下事实:全行业效益水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不足高收入国家效益水平的1/3,与美国相比只有其1/5;“量收不均衡”的矛盾也逐渐突出,业务收入的增长速度远低于用户的增长速度;在全球电信市场尽管占据了20%的用户数量,但收入不足全球电信市场收入的5%。

单个企业来比较,我国部分基础电信运营商虽然已经进入全球500强企业的行列,但是与世界一流电信企业相比,在经济绩效、服务水平和创新能力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比如,在全员劳动生产率方面,仅为优秀企业的1/3甚至是1/4;在员工服务能力方面,与先进企业也存在2~4倍的差距;在盈利水平方面,与优秀企业相比,我国基础电信运营商的投资收益水平都较低;在业务拓展方面,海外业务收入比重过低,与跨国电信运营商相差甚远;在业务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方面整体水平都偏低。

为了支持和鼓励创新,信息产业部2006年实行加大对软件、集成电路和关键元器件的研发投入的产业政策,集中支持新一代通信与网络、数字电视等重大工程与标准的建设,加快发展一批附加值高、量大面广的信息终端和产品,培育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信息产业部还加大对大公司的扶持力度,突破原来在支持项目和资助金额上的限制,并争取设立专项扶持资金,以产业投资的形式扶持大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和研究开发。依托大企业的同时,信息产业部还扶持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服务,推进技术共享。

(3)城镇化进程对电信服务业提出了新的需求

我国目前城镇化率已经超过40%。从世界城镇化进程来看,城镇化率从36%提高到60%属于加速发展期。因此,“十一五”时期,我国的城镇化率还将不断提高。城镇人口逐步扩大,也为电信服务业提供了发展机遇。

我国政府明确提出,从2006年开始,在新的5年发展规划中,将加大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工程,为此提出了“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任务和政策措施。发展农村经济和提高城镇化水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需要电信服务业提供信息化基础设施保障。

“十一五”时期,随着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与推进,农村经济也将获得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不断提高,将会激发农民对信息沟通与信息消费的需求,将会促进农村电信服务市场整体价值规模的不断增长。

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电信行业主管部门有责任促进实现电信普遍服务。农村通信的发展应立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注意发挥对农村经济的先导作用和带动作用,努力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推进农业信息化和改进农村生产模式,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繁荣农村经济服务。

(4)合作与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共识

通信技术原有业务的界限逐步趋向模糊,电信服务业的内涵和外延逐渐扩大,向信息服务业转变已是大势所趋。电信服务业向信息服务业扩展,将更大程度地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提升居民消费层次、扩大社会就业,同时也为电信服务业本身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

互联网和宽带网络的发展使电信服务业价值链得到扩展,更多成员加入到合作体系,包括各种应用、内容提供商和增值业务提供商等。电信服务业价值链不断拉长、细分和开放,价值链成员间的合作关系趋于复杂与密切,价值创造体系由链状向网状“生态系统”发展。

我国电信市场开放以来的事实证明,竞争必须有序和有度,无序和滥用竞争都是对市场的伤害。电信运营商已经认识到,在产业链上的每个单位,彼此既是竞争者,又是合作者,要在竞合中互赢、在融合中发展。

现在和未来的若干年,我国通信业面临一个重大课题就是三网融合。在“十一五”规划中,政府再次将“三网融合”写入其中,这说明政府将以政策主导、引领和推进网络融合,打破横亘其间的体制壁垒。

(5)网络技术升级换代为通信行业发展带来新商机

“十一五”时期是处于网络技术升级换代的重大战略机遇期,能否把握住这一机遇对通信行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在网络技术升级换代重大机遇期进行正确的战略选择将为电信服务业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例如,美国1994年起就率先发起了NII、GII的建设,抢先抓住了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契机;1997年发起了NGI行动计划,意图继续在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欧盟抓住了第二代和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技术发展的换代机遇期,极大地促进了本地区GSM和WCDMA技术的发展,并且积极开展基于IPv6的下一代互联网的技术研究和试验,期望能够在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中与美国抗衡。日本抓住了宽带网络和3G移动通信发展的重大机遇期,短期内在上述领域内取得了很大成就,极大地推动了本国电信服务业的发展。

“十一五”期间,我国电信服务业同样面临网络技术升级换代的发展机遇,如3G和NGN等。我国电信服务业能否抓住这一机遇,促进新技术和新业务的发展,对带动制造业发展、繁荣产业价值链、行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扩大社会就业等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6)开放市场,电信业面临新的考验和奥运会的检阅

我国在加入WTO时承诺分业务、分步骤、分地域对外资开放国内电信市场,现在我国已经进入“后过渡期”或“后保护期”,2007年我国在移动语音、数据业务、国内有线业务和国际业务等基础业务领域将逐步取消外资进入的地域限制和时间限制,外资持股比例可达到49%。随着我国电信市场的对外开放,国际资本对国内电信企业的影响能力将逐渐增强,“国内竞争国际化”趋势更加明显,国内运营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将进一步增大。

从目前来看,国外投资进入中国电信市场将会成为一个趋势,但外资进入电信业并没有原来预计的那么强烈。截至目前还没有一家外资与中方合作进入基础电信业务领域,只有少数国外电信企业试探性地进入增值业务市场。总的来说,外资进入我国电信市场还犹豫不决。为规避风险,外资一般采取简单的进入方式,比较常见的是,外国同行选择在我国设立办事机构,比如英国电信在北京设有负责技术联络的办公室,沃达丰公司也在我国设有代表处;法国电信在我国设立了办事处和实验室,展示其先进的研发能力;新加坡电信在北京、广州以及上海设立了三家办事处;德国电信、英国电信和美国Sprint以及韩国电信也有此类机构。这些驻华机构的工作性质和提供的服务各有不同。最早进入我国的AT&T公司主要侧重于向跨国公司提供网络连接解决方案等业务;NTT服务的对象是在我国开展业务的日本企业;英国电信不打算进入我国的固话市场,目标是向跨国公司提供电话会议服务;德国电信、英国电信、美国公司和韩国电信驻华机构,或者与我国电信运营商实施长期的交流和培训,或者试图为我国电信运营商提供咨询服务,或者在技术方面进行合作;新加坡办事处为在我国开展业务的跨国客户提供全力支持。另外,外资比较看好我国已经上市的企业,通过购买上市企业股份的方式间接进入我国电信业。比如,英国沃达丰选择了购买中国移动的股份,是购买中国电信企业股份最早、最多的国外企业。2005年6月,西班牙电信国际集团(Teleronica)斥资2.4亿欧元(约22.5亿港元)收购中国网通2.99%的股份,是继沃达丰后最吸引业界眼球的事件,当年将中国网通的股权持有比重最高提升至5%后,2006年又将这一比例提高到9.9%。

外资对我国电信市场不温不火、貌似泰然的态度,不表示外资对我国电信市场不感兴趣,而是表示他们在等待最好的进入时机。这个好时机包括:新一轮电信谈判已经开始,外企等待我国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扩大开放范围,进一步增加外资持股比例或者外企存在的形态(不是合资,而是独资);等待我国电信市场机构新的调整,调整后选择新的合作伙伴;等待3G牌照的发放。对于我国电信业来说,奥运会是一次全面检阅电信服务能力的最好机会,外企将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管理优势和资金优势与中方共同分享奥运大餐。

(7)企业“走出去”,有机遇也有壁垒

从经济全球化和电信全球化的概念来说,各国电信业彼此竞争、彼此融入、彼此依存是大势所趋。如果说,过去我国电信运营商主要集中力量满足国内需求,那么现在这个坎已经迈过去了。我国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电信大国,下一步就是从电信大国变成电信强国。一个一流的电信运营商,必定是在国际上有品牌、有知名度、有竞争力的企业。如前所述,我国电信业已经有条件对外开放,那么也应该到海外进入他方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目前,我国电信运营商进入海外市场还处于探索初期,探索内容包括“走出去”的具体目标方向、方式和投融资机会。我国电信市场上六大运营商“走出去”首先是从资本市场开始的。中国移动(当时还没有从中国电信剥离出去)、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公司已经先后在境外上市,进入了国际资本市场。在政策层面,为了帮助企业“走出去”,我国政府在外汇管理和税收方面采取积极改革的政策,扩大了外汇分局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权,完善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等。

在国际舞台上,我国电信运营商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平台。政府为了鼓励企业“走出去”,在政府之间搭建了许多平台:一是信息服务平台,二是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典型的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同俄罗斯和中亚四国共同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亚欧首脑会议”和各种经济和通信技术论坛。在这些国际合作平台中,2006年我国与东盟的电信合作引人注意。继2006年4月17~23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二届东盟—中国电信周”商业论坛和高层会谈后,还将举办下列活动:①2006年11月,在北京举办“RFID应用”论坛;②邀请东盟部长级的代表参加ITU2006年香港世界电信论坛,并且到深圳等一些地方访问;③我国将为100个东盟官员提供培训;④继续和促进大湄公河信息高速公路项目,启动东盟信息高速公路的可行性研究。

我国电信运营商在“走出去”的路途上除了经验不足、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外,境外的环境也并不是全球“同此凉热”。我国企业将遇到各种坎坷和市场壁垒。壁垒就是限制,这又有公开和隐含之分。在国际上,壁垒公开是主流,它符合WTO的基本规则和纪律。在WTO各成员递交的开放电信市场的具体承诺表中,各成员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就“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提出限制,这些限制是公开的壁垒,也是透明的。市场准入的隐含壁垒主要体现在一些成员的法规政策中。

我国企业在“走出去”中虽然经验不足,但可以向成功者“取经”。香港电信展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我国企业要抓住机会,让世界充分地了解我们,为自身注入国际化元素,从而成为真正的电信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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